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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在关注人文领域远多于商业经济的奥斯卡历史上，并不多见。片中的安然（Enron）公司曾是全美第七大企业。在2000年前后，这是一家神一般存在的能源巨头——超过两万名员工，横跨大宗商品和通信行业，营业额超过1000亿美元，市值高达800亿美元。

石家庄的案例是中国城镇化的一个缩影，时常被提及的“城镇化率”一般是按照常住人口计算，而其与户籍人口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——2017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显示，中国大陆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.35%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则达到了58.52%。另一组数据也值得关注，在今年3月统计局披露了一组消费数据，数据显示2019年1-2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.2%，尽管与前值持平，但是和2018年同期相比仍然出现了1.5%的下滑。“外部形势变化最为直接和重要的表现是外部需求的下降，这对高度开放的中国经济体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，我们只能通过增加内需来对冲，而我个人坚持了很多年的观点是，欲增加内需，城镇化或市民化无疑是最佳举措。”，亚洲开发银行前研究部主任、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提示到。

王小鲁：这次很多部门的职能作了重大调整，应该说会相应的带来一些变化，部委权力做了重新划分和整合，如果借这个机会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话，是完全有空间的。但是具体怎么设计，目前还不清楚。发展、效率和平等的关系界面新闻：我看你的著作里面也提到了很多关于库兹涅茨的研究，库氏把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两大因素。过去40年，这两大因素是如何影响到中国的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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